"一大"代表何叔衡：与毛泽东携手开天辟地

    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，在他59年的革命生涯中，创下了中共党史上的几个之最：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年长的参会者，是红色政权首任“大法官”，同时也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壮烈牺牲的革命烈之一。

    1913年，何叔衡与毛泽东一同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两人因为志趣相投，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后来何叔衡成了新民学会骨干会员、长沙早期党组织主要成员。毛泽东十分尊重何叔衡，并高度称颂何叔衡的完美人格：“何胡子是一条牛，是一堆感情。”“叔翁办事，可当大局。”

    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爆发，随后湖南宣布独立，何叔衡率先剪掉了盘在自己头上象征清帝国顺民的辫子，他还积极动员学生也剪掉辫子。11月4日，兴奋的何叔衡专程回家，动员自己的父亲、兄弟及亲朋好友也都剪掉辫子。

    1912年，云山高等小学堂改名为宁乡县第二高等小学校，思想守旧的封建世家子弟黄英灏出任学校校长，他在学校极力主张复古，课堂教学内容以诵读儒家经典为主，还认为剪掉辫子是“无君无父无母”，不读孔子的经典文章就是“无礼义”，攻击何叔衡是“三无党”（即无君、无父、无礼义）的首领，何叔衡与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。此后，何叔衡不得不辞去宁乡县第二高等小学校的职务，奔赴长沙投考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

    1913年春，37岁的何叔衡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成为该校年纪最大的学生。在第一师范学校，他与比自己小17岁的毛泽东结为挚友。1914年夏，何叔衡从第一师范学校毕业，受聘于长沙楚怡学校任教，后来他又到长沙市内的中学任教，还担任省通俗教育馆馆长。

    从乡村学校来到湖南最大的城市长沙，何叔衡接受了最新式的师范教育，加上近10年乡村教学经验，在楚怡学校任教的何叔衡显得更加成熟、稳重。在楚怡学校，何叔衡任教小学高年级的国文和历史课，他把学生看成自己的孩子，如果学生犯了错误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进行严厉的训斥，而是以理服人、以情动人。一次，他的好友萧三去学校看他，正巧遇见他在与一个犯了错误的学生谈心，只见38岁的何叔衡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。萧三后来说：“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，事后才知道他容易激动，和学生谈话不止一次地哭过。”

    何叔衡在长沙楚怡学校任教期间依然没有忘记家乡教育的发展，他在假期总要抽出时间到他曾经教书的宁乡县第二高等小学校探访，校长换成了何叔衡少年的好朋友姜梦周、王凌波。他们聚在一起，共同为学校的未来出谋划策。何叔衡提出学校的改革要从教育与劳动相结合、教育与政治相结合、反对封建教育入手。也就是推行白话文，反对尊孔读经，增设自然科学课程，加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。此外，学校还采取降低收费标准、禁止学生留辫子、禁止富家子弟乘坐轿子上学、组织学生自己动手绿化校园、开辟体育场地等新措施，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。

    1921年8月，参加完中共一大回到长沙的毛泽东、何叔衡开始创建湖南自修大学。他们最后将校址确定在长沙小吴门正街的船山学社内。当时船山学社的社长正是何叔衡的好友贺民范。经毛泽东、何叔衡、贺民范分头找相关人员做工作，1921年8月16日，湖南自修大学在长沙《大公报》刊登湖南自修大学的《创社宣言》、《组织大纲》，毛泽东为学校题写了校名。学校聘请蔡元培作为名誉董事，何叔衡也曾经担任过校董事。

    1922年9月，自修大学又创办了附设的补习学校，公开对外招生，招生最多时达200余人，学生分别来自湖南33个县，还有外省的4个县。该校与别的学校在课程开设上没有什么差别，唯一不同的是在教学内容上注重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。后来自修大学、补习学校先后被查封，何叔衡、毛泽东等人又每人出资50元创办了湘江学校，从1924年冬至1927年3月停办为止，何叔衡一直担任校长，负责学校的诸多事务。1931年秋，何叔衡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中央苏区。同年11月27日，在瑞金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，何叔衡被选为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，后经毛泽东提议担任工农检察部部长一职，也就是“肃贪部长”。1932年2月19日，中央政府举行第七次常委会，决定组织临时最高法庭，委任何叔衡为最高法庭主席，何叔衡也因此成为红色政权的首任“大法官”。同年6月13日，何叔衡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一职，年已56岁的他集检察、内务、司法大权于一身，开创了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的新局面。

    担任工农检察部部长一职后，何叔衡为自己准备了“三件宝”：布袋子、记事簿和手电筒。布袋子是何叔衡自己设计请人缝制的，袋子中有几个小袋子，叫做“袋中袋”，每个小袋都有它特定的用场；何叔衡年纪大了，自认为记忆力不行了，所以记事簿上几乎无所不记；何叔衡视力不好，特别是晚上，手电筒是为了夜晚走路方便。

    到职后，何叔衡召集工农检察部全体工作人员开会，发动大家分头下去摸底，自己则背上“三件宝”出发了。他白天和群众在田间地头边干边谈，晚上召集部分干部群众座谈，没几天就掌握了很多材料。不久，各路人马返回检察部，通过汇总整理，发现在中央苏区有相当一部分县、区政府工作人员存在着多吃多占、贪污腐化现象。何叔衡随即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、项英等作了汇报，后经毛泽东提议，中央政府即对那些执行上级命令疏忽懈怠的现象、对贪污腐化分子给予严厉打击。为此，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第五号命令。命令发出后，何叔衡立即率领人马深入各省、县、区进行检查、督促、落实。对那些初犯或情节不甚严重的，何叔衡尽力对其进行教育；对那些不称职的干部，他坚决撤销他们的职务；对贪污犯罪分子，他予以严厉打击。苏维埃政权的威望更加提高。

    何叔衡明确肃贪工作的重点，就是从各级领导干部做起，要从上层领导做起。为扩大监督检查工作，巩固其取得的成果，何叔衡还决定把检察工作与舆论监督结合起来，把一些在群众中影响极坏的典型事例，刊登在《红色中华》报“突击队”栏目中给以曝光，以告诫他人，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。

    在何叔衡的提议下，中央工农检察部增设控告局，何叔衡还在各机关、街道路口设立一种特制的木头箱：控告箱。在控告箱的四面密密麻麻的写着由何叔衡亲自拟定的说明文字，在控告箱正面写着“控告箱”三个大字，落款为“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制”，在箱盖上写着：“各位工农群众们，一切什么事情都可来这里控告。所写的控告意见书，必须要盖好私章才能有效力，没有盖私章的概作废纸，而且还要用信套密封好，并且要注明送某机关工农检察部控告局长收。”箱的右侧写着：“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，有违反苏维埃政纲、政策及目前任务，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、浪费、官僚腐化和消极怠工的现象，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任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！”箱子的左侧写着：“控告人向控告局投递控告书，必须署本人的真姓名而且要写明控告人的住址，同时要将被告人的事实叙述清楚。无名的控告书一概不作处理，倘发现挟嫌造谣诬控等，一经查出即送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。”这种控告箱在反贪污浪费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

    1932年5月24日，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送来第20号判决书请何叔衡审批。何叔衡接过判决书一看，上面写着：“被告人朱多伸，瑞金县壬田乡人，判决：朱多伸处以枪毙。”何叔衡不由愣住了，原来何叔衡到壬田乡检查工作时曾多次与朱多伸接触，这位朱老头早年参加过地方农民暴动，壬田乡苏维埃成立后，朱多伸十分关心新生的苏维埃政权，对那些贪污浪费、消极怠工的乡干部进行过多次举报，对王明的一些“左”的口号和政策也多次表示过不同的看法。为了弄清楚这个案子，何叔衡背起行李立即赶到壬田乡进行调查核实。结果发现朱多伸是有一些罪过，但主要还是由于他多次举报惹恼了一些区乡干部，乡干部企图借此报复他。经过仔细审查、反复推敲后，何叔衡严格按照量刑尺度，大笔一挥，将朱多伸由死刑改为监禁两年。

    1932年秋，何叔衡接到瑞金县黄柏区干部群众联名告发信，信中揭发该县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存在着严重的问题。何叔衡亲自组织人员进行调查，调查中发现陈景魁的祖父原是大柏地一个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，到陈的父辈，虽然家庭开始衰败，但仍以收租、放贷为主。1929年，陈景魁参加组织农民武装斗争，加之有一些文化知识，且善于钻营，不久混进党内。1932年3月，陈被组织派到黄柏区指导生产，而黄柏区正好有几户佃农曾在陈家打过工，陈景魁为了隐瞒过去他家的罪恶历史，便对这几户佃农进行威吓并寻机杀人灭口。为此，陈景魁拉拢、结交了一伙赌徒、打手，对有私仇和知情人施行打击，手段极其恶劣。问题查清了，这时却有人以“某某主要领导讲了不能杀陈”的话压制何叔衡，何叔衡顶住压力将陈景魁依法逮捕，经公审后予以枪决。

    1932年2月26日，临时最高法庭举行第一次公审，审判3起AB团案件，由何叔衡担任主审。在公审中，何叔衡以事实为依据，对罪犯给予或严惩或宽大的裁决，量刑得当，罪犯无言可辩，这也是在“左”倾路线的控制下的一次难能可贵的有理有据的审判。最终，何叔衡激怒了王明“左”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，1933年9月3日，《红色中华》报点名何叔衡是“拿法律观念来代替残酷的阶级斗争”，1933年11月，何叔衡所担任的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、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务被撤销。

    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，进行长征。之前，何叔衡再三请求随军长征，但未能得到批准。1935年2月24日，何叔衡在与国民党军队战斗突围中壮烈牺牲。70多年过去了，何叔衡的英名并没有被历史所遗忘。2009年6月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，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启动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由群众评选的“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”评选活动，何叔衡入选“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”。岁月沧桑，人民深深铭记着何叔衡英名。